“‘富宾号’是否不宣而战，此事尚待调查。但革命军贸然进攻上海，威胁法国在上海的商业利益。革命军的行动，是对法兰西帝国的严重挑衅……”
这种帝国主义外交用语，令杨烜感到非常反感。他打断了布尔布隆的话，冷冷说道：
“革命军不会威胁法国在上海的商业利益。相反，如果我们占领了上海，将会采取更加开放、更加友好的立场。我们会鼓励工商业，积极学习西方文明，建立1个高效廉洁、开放包容的新政府。
“譬如法律方面，我们已在岭南实施新式法律，所用法律便师承法国的大6法系。怡和公司与法国商人在军火、医药、丝绸、茶叶等方面也有着密切的合作。
“敝人非常崇敬贵国的拿破仑1世，他打败反法同盟，颁布《拿破仑法典》，捍卫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。为重建中法之法的友谊，我们愿意归还俘虏的两艘法国军舰，包括舰上的火炮、官兵。
“作为交换条件，法军不能反对革命军在上海地区的行动，不应再扩大事端，挑起战火。此外，为避免此种悲剧再次发生，法国军舰不得自由停靠中国通商口岸。”
外国兵船自由依靠通商口岸，严重侵犯了领土主权和国防安全。细究起来，实因满清官员糊涂、无能，以致于酿成此种弊政。
英国人发动第1次鸦片战争时，并不奢望能在各个通商口岸停驻军舰。
在南京条约谈判时，清朝代表耆英就向英方明确提出：“和议既定，永无战争。所有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5处，止可货船来往，未便兵船游弋；
“其5处之外，沿海各口，及山东、直隶、奉天、天津、台湾诸处，非独兵船不便往来，即货船亦未便贸易。均宜守定疆界，以其永好。”
英国代表璞鼎查故意淡化这个问题，声称英国兵船只留“数只常行往来，以为管理货船”。
耆英在满清贵族中向来以通晓“夷务”知名。为了早定和约，他故意回避这个问题，向朝廷建议英国在华“酌留兵船”问题，“由地方官查看夷情，相机妥办”，把此事推给了地方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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