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肃顺来说，兵权非同小可，必须找个心腹掌握新军兵权。杜瀚虽然也算肃党，让他辅助景寿编练新军，未免有些大材小用。
高心夔是江西人，决定举荐自己的江西老乡陈孚恩，说道：“陈孚恩在江西办团练颇为得力，又与亭公相善。他做官巴结得很，不如就让他主持新军。”
陈孚恩资历很老，历任礼、兵、刑、户、吏5部尚书，道光年间就做了军机大臣。但他实际上只是拔贡出身，在官场上擅长投机钻营。
咸丰帝即位后，不喜欢陈孚恩的为人，逼他致仕。陈孚恩很快又傍上了肃顺这棵大树，又是办团练，又是捐饷，表现颇为卖力。
肃顺也向咸丰举荐陈孚恩，把他重新召回了京城。肃顺相信，以陈孚恩的才干，必能练成1支新军，必能抓住兵权，欣然同意了高心夔的建议。
中国传统政治，是人治而非法治。同样的，要办1件大事，往往先选人，由这个人自己确定章程，创立制度，招募下属。
这样可以提高效率，但缺点也很明显。人走茶凉，人走政息，辛苦创建的事业，很容易受到人事变动的影响。
肃顺虽然精明强干，却仍未脱出传统政治的窠臼。他打算重用陈孚恩编练新军，对如何练新军，反而不大关心。
郭嵩焘提醒他，说道：“亭公，朝臣都主张编练新军，却有两种说法。1种是仿效西方军队，聘请西方教官，使用洋枪洋炮，按照西式操法。另1种是仍按旧法练兵，配给洋枪洋炮。
“兵权关系重大，耗资巨大。亭公委托陈孚恩编练新军，也应该给他定个章程，确定1个宗旨出来。只有这样，练新军才能练出实效，才能重振8旗的雄风。”
肃顺沉思片刻，坦率地说道：“练新军这件事，我之前很热心，也跟皇上提了许多建议。可这事儿太敏感，亲贵们盯得很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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